宋远升/口述
严慌慌/撰文
我叫宋远升（@用户荆棘鸟），70后，出生于山东临沂兰陵县的一个小山村。我自小爱看书、学习好，无奈家中贫苦，因为交不起每学期15元的学杂费，初中二年级便退了学。
告别校园后，我在采石场搬过石头，下过铁矿、进过煤窑，吃过的苦头数不胜数。18岁那年，我在井下亲眼目睹工友被石头砸中后当场殒命，这件事警醒了我，让我意识到靠苦力改变命运太难，再这样下去命都可能丢掉。
辞去煤窑的活计后，18岁的我揣着几百元存款重回初中。这个如今看来有些莽撞的决定，把我带到了人生的快车道上，使我从矿工一路逆袭成为大学教授。
靠知识改变命运之前，我曾捱过很长一段时间吃不饱饭的日子。我的老家在沂蒙山区的一个小村庄，那里稀稀落落地住着四五十户人家。
由于山里灌溉收割不便，小麦不好种，村里人吃不上细面，大都以红薯、玉米、高粱这类粗粮为生，收成也很有限。记忆中，我们家总在为填饱肚子发愁，父母很少有眉头舒展开的时候。
上世纪五十年代，为了逃避饥饿，爷爷带着全家前往东北垦荒，由于奶奶患有哮喘，难以忍受东北冬天的严寒，一家人又回到山东，如此反复过三次。老话说“搬家穷三年”，在东北和山东间来回迁徙，让本就贫困的家庭雪上加霜。
当我们家最后一次从东北搬回山东，已经是1980年，那时我6岁，家里除了三间破屋再没有其他东西，成了村里垫底的一户。
最困难的时候，母亲只能去邻居家借粮食，后来只带回来一堆发芽变质的红薯，还如获至宝。母亲将红薯削皮、晒干后磨成粉，再烙成红薯干煎饼，吃起来味道苦不堪言，时隔多年我都难以忘记。
我父母都是老实人，父亲上过三年学，母亲从未踏进学堂的门槛，俩人一辈子只知道勤勤恳恳地种地。受限于眼界，他们从不关注我和姐姐的学习如何、考试第几名，只关心我们是否挑好了水、捡完了柴火，甚至禁止我看借来的旧书，认为这是不务正业。
而我天性热爱文字，无论父母如何反对，总是逮着空儿就四处找书看。当时家里有本半文言文的《三国演义》，生僻词不少，但愣是被我翻烂了边儿。
没书读了，我就去附近一户有古书的人家借阅，或者找同学求书看，哪怕是一本连环画。有时在路上看到一角破报纸，我都会万分珍惜地捡起来，读得有滋有味。
或许是闲书看得比同龄人多，或许是我本就有些学习的天赋，读小学期间，我的成绩在学校一直名列前茅，作文更是经常被老师当作范文朗读。
可惜成绩带给我的快乐，不足以抵消家贫带来的困苦。我每个学期只能买一个写字本，四五十页根本不够用，为了能多写点字，我总是把字写得很小很密，正面写完反面写，写到自己都难以辨认了，还要继续找空儿写。
进入初中后，不要说学习用品，我连基本的生活都无法保障。学校离家有4公里山路，凭脚力得走上个把小时，我只得寄宿，每三天回一次家。每次出发去学校时，母亲会在我书包里塞一二十个地瓜干煎饼，作为未来三天的口粮。
对于青春期正长身体的我来说，一天几个煎饼压根不够吃，总是饿得发昏。夏天天热，煎饼还容易长毛，我不得不把它们晒干，再掸毛，泡一遍水，就着咸菜囫囵咽下。
家里就这条件。我对此也无法抱怨什么，我在学校还有实实在在的煎饼吃，父母若是碰上雨天不干活儿，他们也就随便做点稀饭对付了事。
读完初二，当我伸手向父母要下学期15元的学杂费时，他们脸上露出了难色，那副表情看起来甚至有些不悦。在他们看来，读书未必是条好出路，毕竟村里连一个大学生也没有，不如早早出去打工挣钱来得实在。
我当时脸皮薄，一会儿交不上学费、一会儿吃不上饭，还是班里唯一一个拿布条当裤腰带使的男孩，在同学间着实有些丢面儿，便想着干脆辍学得了。
对于我的辍学决定，父母默认了，因而手续办得很顺利。我将学校的衣物、书本拿回家，没多久就上邻市枣庄去投奔爷爷奶奶。爷爷脑子活络，从东北回到山东后一直在尝试做些小生意，彼时他正在枣庄兜售自己种植的旱烟。
在爷爷那儿住了三个月后，我找到了人生中第一份工作——在枣庄大柏庄卓山铁矿搬运铁矿石。矿区共45名工人，还不满15岁的我是年龄最小的一个，身高只有一米六出头。
矿场的工作看上去并不难，我只需要转运被炸开的矿石。但实际上，这份工作相当危险，运矿车的轨道左侧没有护栏，一米多远的地方就是百丈悬崖，下坡过程若有不慎，很可能因为惯性连人带车摔下去。
每天天不亮，我就要出发去半山腰的工地，天擦黑才能回家，总是累得脑袋空空。可我丝毫不后悔辍学的决定，在矿场，一个月100多元的工资终于能让我吃饱饭了，甚至可以一顿吃上五六个细面馒头，这在我读书的时候是绝对不敢奢望的。
日子久了，我便不再满足于填饱肚子。虽然年纪小，但我深知兜里有钱才能独立掌控自己的命运。干了不到半年，我又托在煤矿挖煤的三叔给我找了份下井的活儿，在那里连续干满30天就能拿到300元。
井下工地在地面下两三公里处，从矿道下去时，高的地方能走，矮的地方只能爬进去。一路上不仅要注意脚下的水，还要提防顶棚随时可能掉落的石头，可谓如履薄冰。到达工地仅仅是第一步，接下来我还要在不到半米高的采煤面上斜卧着掘井，一天要干八个小时。
我那会儿还是年轻，听说过瓦斯、冒顶这些灾难，心里并不太害怕。或者说，人在穷困的时候，对金钱的渴望已经超过对危险的恐惧。
大概是上天为了惩罚我这无畏的心性，一个冬天的清晨，我在上井时不慎将右手放入吊车急速上升的铁缆中，三根手指顿时失去知觉。矿上一位负责人急忙用自行车载我去医院，医生将其中两根手指草草包扎，将受伤最严重的中指进行了最经济的截除手术。
随着中指的缺失，我的第二份工作也走到了尽头。那会儿年纪小，没想过要找煤矿索赔，就这样怀着满肚子的悲哀回到了爷爷奶奶在枣庄的住处。见我满脸煤尘，手上又挂了彩，两个老人别提有多心疼了。
养伤期间，我听说同村有人在南京采石场工作，每月能挣400元，心动得不行，等到右手能使上劲了，便立马跑去南京。
在南京泉水采石场，我仍然从事重体力劳动。烈日炎炎之下，16岁的我要将爆破后散落在山坡的巨石装车，再送到远处的碎石机中粉碎。石块又重又锋利，我怕自己仅有的几件衣服被磨破，每天赤膊上阵，身上时常被划得鲜血淋漓，新伤旧伤层层叠叠，仿佛一枚枚勋章。
对年少的我来说，累点、苦点都没事，只要有钱挣就好，可月底一发工钱，心里凉了半截。原来大家口中的一个月400元，只是针对那些最能干的工人，像我这样年少体弱的，到手能有个200元算不错了。
我曾以为靠打工可以改变命运，一晃三年过去了，累死累活，还失去了一根手指，身上仍然只有几百元存款。辍学以来，我第一次有了深深的疲惫感。
正郁闷的时候，我又听人说村里有个小伙子20年前去吉林下煤窑，后来在那里安了家，日子过得不错。这个消息让我再次看到希望，决定去吉林碰碰运气。
我背着铺盖卷坐了三天三夜的火车，最后也没打听到那位老乡的下落，但如愿进了吉林蛟河奶子山煤矿，那里工资确实高，一个月能开600元。
因为此前有过下煤井的经验，我再回到煤井适应得很快。和以往不同的是，这次我随身带着借来的初三课本，每天下工后，都会拿起课本自学一会儿。刚开始，同住的工友会笑话我说看这个有啥用，我也被问得语塞。是啊，有什么用呢，靠几本破书就能扭转命运了吗？但我实在想不到更好的出路了。
打工的日子波澜不惊，我以为接下来几年也会这样继续下去，没想到几个月后的一场意外，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。那天，我和工友井下在工作累了，便停下来休息，班长坐在我不远处抽烟。突然间，一块非常大的石头从他上方落下，灾难来时毫无征兆，班长来不及闪躲就殒命西去。
时隔多年，我仍无法用语言描述这一幕对我的冲击有多大，当我缓过神后，我当即决定要换一种活法。班长的意外遇难让我切身体会到，在这里多待的每一秒都是听天由命，我怕自己有命赚钱，没命花。
我很快离开了东北，走之前花三百元给自己买了双皮鞋和雪花牛仔外套，作为对自己打工几年的奖赏。回到家里时，我身上还剩下600元，那便是我这四年全部的存款了，我打算用这笔钱来供自己读书。
和当初辍学一样，听说我要复学，父母表现淡然，不支持也不阻挠。在外打工的这几年，我也习惯了自己做决定，懂得自己对自己负责。我想趁年轻赌一把，赌输了，大不了再回工地干活。
1992年春节刚过，我直奔初中，找到了当年颇赏识我的语文老师，他此时已经升任校长，爽快同意了我的复学申请。当初离开时，我因为家贫在同学间抬不起头来，继而对学校产生了排斥，觉得这里不能给我光明的未来。在外颠簸流浪四年，当我重新回到学校后，内心竟有种前所未有的安全感。
坐回初中教室，端起书本，我才明白这样的平静有多珍贵。在工地苦干一辈子未必能致富，但在学校苦学的每一分钟，似乎都让人在成功路上更进一步。
辍学近四年，要考上高中绝非易事，我深知自己没有试错的空间，不成功便成仁，所以只能玩命学习。每天晚上，别的同学都沉入梦乡，我还在教室就着煤油灯熬到凌晨，因为吸进了煤油烟，鼻孔周围总是黑乎乎的。
我自己也觉得意外，四年的高强度劳动不仅没有让我的大脑变钝，反而像开窍了一般，比退学前吸收知识更快、学习起来也更轻松。
再加上足够的专注和努力，很快我就把从前落下的知识捡了起来。那年中考结束，我们学校共有四个学生考取了重点高中，我便是其中之一。
得知我考上重点高中的消息，父母依旧麻木，倒是堂姑和已经嫁人的姐姐很为我高兴，她俩在接下来的三年里定期资助我生活费，让我免去了后顾之忧。
堂姑是乡里远近闻名的能干农妇，从前我们关系平平，但自从我考上高中，她便对我像亲儿子一样关心，希望我能发挥才学，成为宗族的荣耀。
读高中期间，我在学习上的潜力再度展现出来，高一我还在年级十几名徘徊，高二就次次前十，高三更是从未掉出过前三名，乃至被同学们封了“考神”的称号。
只有我自己知道，我不是真的智力超群或是什么考神附体，不过是四年苦难磨练了我的心智。只要不再回到烈日炎炎的矿场、黑暗的井底，学习再苦再累，于我也不过是“挠痒痒”罢了。
1995年高考，我稳定发挥，以高分成为兰陵县文科状元。我打工攒下的600元也花了个精光，身上一文不名，但我赌赢了。我知道，苦难已成过去，上天终会嘉奖不认命的人。
我成为状元的消息很快炸开了锅，乡里乡亲全跑来祝贺。我很开心，不仅因为我得以摆脱父辈的命运，更因为我初步证明了读书的价值，我在大家眼里看到了羡慕。
大学期间，堂姑和姐姐在自家经济并不宽裕的情况下，每年都极尽所能地给我凑部分学费，还时不时给我一些生活费。
如今想来有些不可思议的是，那会儿家里那么穷，学费也得靠亲戚资助，我内心却有个要出国留学的执念。大学四年，我成天抱着厚厚的英语词典背，背过了不算完，还要将每个单词抄写50遍，后来的英语四六级考试都是一次性通过。
1999年我大学毕业，正好赶上国家包分配的末班车，被分到兰陵县司法局当了公务员。在老家人看来，能端上铁饭碗是一份好得不能再好的差事，我却不太甘心，花几个月时间考下律师资格证后，便辞去公职，在临沂做了三年律师。
和当初打工一样，在临沂的三年，我始终不满足于现状，总觉得地方太小不够我施展拳脚，还想往更大、更远的世界跑，于是报考了华东政法大学的硕士研究生。
读研第二年，为了圆当年的梦，我申请了留学比利时根特大学。申请主要看英语成绩，我大学的努力这会儿终于派上了用场。托福满分677分，我考了639分，是华东政法大学那年去留学的四个人中分数最高的。
留学比利时的花费高达十几万，最开始我身上只有三万存款，缺口巨大。后来还是20个亲友给我凑够了这笔钱，其中堂姑通过贷款借了我四万元，如今回忆起来仍然深深感动。
在国外的一年，是我真正开拓眼界的一年，也是我无比充实的一年。我不仅在上课之余去了法国、荷兰、卢森堡、德国、埃及这些我从前想都不敢想的国家游览，还利用国外的资料，写了一本法学著作，越来越向学术之路靠拢。
2006年，我从华东政法大学硕士毕业，留校做了《青少年犯罪问题》杂志的编辑，这本杂志是我国公开发行的青少年犯罪研究专业期刊，编辑岗位归属于华东政法大学的教辅编制。工作一段时间后，我因为不想一辈子做教辅，又去考了复旦大学的法学博士。
2010年，我博士毕业，成功入职华东政法大学，成为一名法学讲师。期间出版法学专著18本、法学论文110余篇，作品字数超过500万字。凭借过硬的学术成绩，我在入校七年后便被评上教授，当上了硕士生导师。
如今人至中年，我的步伐总算慢了下来。从前打工也好、学习也罢，我都是个不甘现状的人，总爱往前冲，现在却越来越喜欢回味过去，品味之中，也对过去的苦难多了一份理解和感激。
童年时期，父母经常因为贫穷吵得不可开交，我始终笼罩在饥饿与争吵中，说对他们毫无怨言那是假的。很多年后，我才明白了“贫贱夫妻百事哀”的道理，对他们有了体谅之心。如今，父母在村里抬头挺胸，过着安稳富足的晚年，是我作为儿子最大的满足。
能够走到今天，我堂姑和姐姐功不可没。尤其是堂姑，我每次回家都会看望她，就像她当年拿我当儿子对待一样，我也拿她当父母一样的恩人，礼物永远买一式两份，父母一份，她一份。
对姐姐的感谢自不必言，她不奢求我的回报，我只能更加疼爱她的孩子，去年外甥结婚，我给了一个五万元的红包。
我的求学经历也影响了老家的许多孩子。以前我们村的成年人大多不重视教育，大家伙儿不看谁家孩子成绩好，而是看谁家孩子捡柴火厉害，现在不一样了，每次我回老家，都会有父母让孩子跑来问我有没有什么好的学习方法。
我是一个念旧的人，这些年会不时回到从前的工地转一转。触景生情之下，我仿佛看到了那个在太阳底下暴晒、被石头压弯了腰的自己。每当这时，我都无比感激自己复学的决定，好在我醒悟得不算晚，好在苦难都过去了。
我还是个喜欢寻找生活意义的人，许多事情本身没什么意义，比如我曾遭受过的苦难。但如果苦难所带给我的改变也能对年轻人产生一些激励，它便有了意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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